
一些国人,只要踏出国门一遭,特别是到过日本后,对历史问题的立场和言辞便会发生微妙的转变,习惯性地轻描淡写中股配资官网,试图淡化过往的沉重篇章。
马立诚无疑是这一现象中的一个典型缩影。早年间,他在媒体界颇有名声,撰写的评论文章尚算中规中矩,恪守常规。然而,自2002年赴日考察一番后,短短十数日间的经历,竟使他的论调发生了截然不同的转向。起初,他只是委婉地倡导中日应加强合作,但很快,他便出版书籍,公然宣称日本的道歉已臻充分,中国应放下对历史的纠缠。此番言论一出,令无数旁观者感到震惊,仿佛换了个人一般,其立场倾斜之势令人费解。
马立诚,生于1946年的成都,在八十年代担任《中国青年报》评论部副主任期间,其笔触多聚焦于国内社会百态,国际视野相对有限。彼时,中国对日态度强硬,媒体批判日本不愿正视历史的论调比比皆是。他转入《人民日报》后,虽官职更显,文章涉及中外关系,却也未曾公开挑战既有的主流观点。进入九十年代,中日关系偶有龃龉,诸如教科书争议和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等事件,总能在中国舆论界激起批评的浪潮。马立诚参与过相关讨论,但始终保持审慎的姿态,未曾鲜明站队。
展开剩余78%进入21世纪,中国经济腾飞,对外交流日益频繁。马立诚抓住了这次机遇,于2002年上半年获派赴日进行短期访问。这是一项媒体间的交流项目,旨在深入了解日本社会肌理。他在东京逗留了十三天,行程中穿插了对学校的拜访和与学者的会晤。日方精心安排了博物馆参观,重点展示了战后重建的图景。他聆听了日方关于二战责任的陈述,资料中详列了政府的数次致歉记录,并提及了经济援助与赔偿事宜。他仔细记录,还走访了广岛和平公园,观察日本方面如何叙述战争中的受害经历。
回国后,马立诚迅速整理其所见所闻。2002年底,他在一本杂志上发表文章,核心观点是主张中国应适可而止地对待历史问题,认为日本已表露歉意,是时候着眼于未来。他罗列了日本政府的二十一次道歉记录,并严厉批评国内反日情绪过于高涨,认为这阻碍了两国合作的进程。此文直击主流认知,将侵略罪责问题视为已告一段落。许多人读后认为他深受日方影响,立场明显软化。
文章引发了强烈的争议。马立诚随后在电视访谈中进行辩解,指出日本自1979年至2001年间向中国提供了高达2667亿日元的低息贷款,视之为一种间接的补偿。他认为日本已展现了足够的诚意,中国理应展现大国风范。2003年,他又在另一档节目中公开表示,战争的法律定性问题早已尘埃落定……
争议并未平息,马立诚笔耕不辍。2004年,他出版了更具颠覆性的著作,直接宣称日本无需再向中国谢罪,书中甚至对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提出质疑,主张相关史料有待中日双方重新核查。此举彻底激怒了公众,网络上充斥着指责他“媚日”的声浪,人民日报内部也出现了分歧,他的工作受到了牵连。然而,日本媒体却对他大加赞赏,称其“理性”,并再次邀请他前往交流。
面对压力,马立诚并未退缩。2012年,他又出版新书,重申和解的必要性,认为仇恨没有未来。他引用“3·11”大地震拉近了两国关系的观点,该书的日文版于2014年问世。他辩称自己的本意在于进行理性的分析,但在公众眼中,他似乎总是在为日本辩护,而忽视了中国的历史创伤。网民群起而攻之,认为他的言论伤害了民族情感。
2015年,马立诚再次访问日本,在东京大学进行演讲,提出了“东亚和解学”的概念,提议应研究中日韩三国的历史演进路径。他受聘为东京大学的客座研究员,持续撰写有关中日关系的时事评论。如今他定居北京,其观点在特定小圈子内获得了一些支持,但总体负面评价居多。人们不禁要问,一次日本之行,究竟是如何使他发生如此巨变的?
追溯历史,马立诚并非个案,早期也有中国知识分子赴日留学后观念生变的例子。清末时期的康有为、梁启超等人远赴日本,归国后力推维新变法,学习日本的现代化经验以图强国。但他们的取法并非建立在淡化侵略历史的基础上。民国时期,戴季陶所著《日本论》深入剖析了日本的帝国主义本质,同样没有对历史美化。
进入三十年代后,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逐步升级,一些留日知识分子在接触日方史观后,对历史问题的态度确实出现了一些模棱两可的迹象,例如提倡中日合作,却对战争罪行轻描淡写。然而,这些影响大多是短暂的,未像马立诚这般产生如此剧烈的、公开的冲击。战后赴日留学的中国人相对较少,观点上的显著变化也就不那么引人注目了。
近些年来,随着更多国人赴日留学或短期访问,回国后不乏有人赞扬日本社会的秩序和科技实力,甚至在网络上言及日本已经反省,劝诫国人不必“记仇”。但这些大多停留在个人生活感受层面,少有人像马立诚那样公开著书立说进行辩护。马立诚的案例之所以突出,恰恰在于其深厚的媒体背景,带来的巨大影响力。
那些在访日后倾向于美化侵略历史的人群,往往是深度接触了日方的宣传材料,例如政府的道歉声明和经济援助数据。日方精心设计的行程,总是侧重展示友好与进步的一面,刻意回避受害者证词等沉重叙事。马立诚的笔记中,充斥着这些被筛选过的信息,反而淡化了东京审判等关键历史环节的细节。
这种转变引发了民众的警惕之心,历史真相不容置疑。尽管马立诚的言论并未被主流社会所接纳,但他的事件无疑警示我们必须警惕外部环境对历史认知的潜在影响。类似的现象零星存在,如今赴日留学者众多,观点多元,但明确鼓吹淡化侵略历史的仍属少数。
时至今日,马立诚仍在撰写有关中日关系的文章,其核心立场似乎并未改变。在公众的集体记忆中,他已然成为一个负面的符号。其他相似的案例虽然罕见,但总有微弱的声音在主张日本已经今非昔比,应着眼于合作。关键在于中股配资官网,我们必须清晰地区分历史的真相与现实的交流,切莫将二者混为一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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